我们更需要的，是一位救世主，而不是一个国家

几年前，一位罗马天主教的朋友向我感叹，他不得不去一个福音派教堂听“美好的关于宝血的古旧赞美诗”。他觉得不可思议的是，一个围绕着基督的身体和血在弥撒中的真实存在而建立起来的教会，竟然如此不愿意为那血歌唱。

不过，他分享说，即使在福音派教会，也越来越难听到关于血的音乐。他说：“因为你们的教会获得了足够的成功，于是他们发现唱关于用血洗净的歌是很难听的，所以他们选用更属灵、更抽象的诗歌。但当你找到穷人和受伤的福音派时，你就会听到：力量，力量，奇迹般的大工能力，在羔羊的血里。”

他说：“我知道你们都想影响人们——但在我看来，当你们在舒适和血之间做出选择时，你们中有太多人做出了错误的选择。”

当我想到，我们中许多人对有时被称为基督教民族主义的东西感到震惊时，我经常想到那次谈话——这种主义要么是以更常见的、不那么强烈的“上帝和国家”的公民宗教形式，要么是我们看到的基督教符号是如何更明确、可怕地被蛊惑性、专制性的民族中心主义或民族主义运动利用。

是的，这贬低了教会的信誉和见证。它对《圣经》本身所谴责的东西给予一种合法性，使教会被那只能称为偶像的东西掳掠为奴仆。不过，我们经常忽略的是，这些民族主义运动所出卖的，是那血。

我们目睹的美国教会被死灰复燃的异端审判搞得四分五裂的局面，是有原因的。这些审判不太可能是关于基督教教义的基本问题——如三位一体或圣母生或身体复活——而是关于民粹主义政治的某些话题。在我们的世界里，政治不再是关于政府的哲学，而是关于身份（“全食超市对沃尔玛”）。在这样一个世界里，在民族身份和政治方面，即使是最微小的琐事，对人们来说，也远比耶稣用地里的种子、面酵怎样发起面饼或者风吹过树叶来描述的神的国度的现实更真实。

从这一点出发很容易看到，最无害的情况，是把美国看作是与上帝立约，与旧约中的以色列一样受到祝福或诅咒。或者，更糟的是，将古代以色列与其他民族间的武力分离作为种族优越的理由、无情消灭那些非我族类之人的许可，不论这种消灭是字面意义上的、还是数字化的。

这种想法曲解了《圣经》中的救赎故事，引起一种强迫性的对《圣经》的无知，最终导致的是一种异端性的民族成功神学（national prosperity gospel）。但也许更重要的是，这些将民族国家、种族身份、党派事业甚至模糊的“价值观的复兴”与基督信仰混为一谈的做法，损害了我们对福音核心的理解：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

例如，在《历代志下》第7章中，神确实应许，若人民自卑、祷告，需求祂的面，祂必“医治他们的地”（第14节）。但那是在建造圣殿的时候，这是一座用牛羊的血献祭的圣殿，一座神的存在聚焦于怜悯宝座的圣殿。所有这一切——血、圣殿、怜悯宝座、祝福、诅咒——都指向基督，并在他身上得到了应验，他是上帝和人类之间唯一的中保。

如果我们不把自己看作是站在基督面前，借助于他的血肉、通过他不断的中保，我们就会找到其他东西来填补空缺，而这就包括那可糟糕透顶的“血与土”式排外运动（近代德国的种族意识形态之一——译注）。但是，如果我们把自己看作是一座圣殿，是用血赎买来的、由圣灵建造的，我们就会把那种“利用”基督教来达到其他目标的需要钉在十字架上——不管是家庭价值观、国家统一这样的崇高目标，还是本土主义或暴力这样的卑劣目标。我们不需要一个巴拉巴，或凯撒，或野兽来为我们战斗。我们需要一个为我们献上的羔羊。没有其他东西能使我们重新成为完整的人。除了耶稣的血，什么都没有。

罗素·莫尔（Russell Moore）是《今日基督教》的神学主席。

翻译：吴京宁

如想收到关于中文新译文的通知，请通过电子邮件、Facebook、Twitter 或Telegram关注我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