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們更需要的，是一位救世主，而不是一個國家

幾年前，一位羅馬天主教的朋友向我感嘆，他不得不去一個福音派教堂聽“美好的關於寶血的古舊讚美詩”。他覺得不可思議的是，一個圍繞着基督的身體和血在彌撒中的真實存在而建立起來的教會，竟然如此不願意為那血歌唱。

不過，他分享說，即使在福音派教會，也越來越難聽到關於血的音樂。他說：“因為你們的教會獲得了足夠的成功，於是他們發現唱關於用血洗凈的歌是很難聽的，所以他們選用更屬靈、更抽象的詩歌。但當你找到窮人和受傷的福音派時，你就會聽到：力量，力量，奇迹般的大工能力，在羔羊的血里。”

他說：“我知道你們都想影響人們——但在我看來，當你們在舒適和血之間做出選擇時，你們中有太多人做出了錯誤的選擇。”

當我想到，我們中許多人對有時被稱為基督教民族主義的東西感到震驚時，我經常想到那次談話——這種主義要麼是以更常見的、不那麼強烈的“上帝和國家”的公民宗教形式，要麼是我們看到的基督教符號是如何更明確、可怕地被蠱惑性、專制性的民族中心主義或民族主義運動利用。

是的，這貶低了教會的信譽和見證。它對《聖經》本身所譴責的東西給予一種合法性，使教會被那隻能稱為偶像的東西擄掠為奴僕。不過，我們經常忽略的是，這些民族主義運動所出賣的，是那血。

我們目睹的美國教會被死灰復燃的異端審判搞得四分五裂的局面，是有原因的。這些審判不太可能是關於基督教教義的基本問題——如三位一體或聖母生或身體復活——而是關於民粹主義政治的某些話題。在我們的世界里，政治不再是關於政府的哲學，而是關於身份（“全食超市對沃爾瑪”）。在這樣一個世界里，在民族身份和政治方面，即使是最微小的瑣事，對人們來說，也遠比耶穌用地里的種子、面酵怎樣發起麵餅或者風吹過樹葉來描述的神的國度的現實更真實。

從這一點出發很容易看到，最無害的情況，是把美國看作是與上帝立約，與舊約中的以色列一樣受到祝福或詛咒。或者，更糟的是，將古代以色列與其他民族間的武力分離作為種族優越的理由、無情消滅那些非我族類之人的許可，不論這種消滅是字面意義上的、還是數字化的。

這種想法曲解了《聖經》中的救贖故事，引起一種強迫性的對《聖經》的無知，最終導致的是一種異端性的民族成功神學（national prosperity gospel）。但也許更重要的是，這些將民族國家、種族身份、黨派事業甚至模糊的“價值觀的復興”與基督信仰混為一談的做法，損害了我們對福音核心的理解：耶穌基督的十字架。

例如，在《歷代志下》第7章中，神確實應許，若人民自卑、禱告，需求祂的面，祂必“醫治他們的地”（第14節）。但那是在建造聖殿的時候，這是一座用牛羊的血獻祭的聖殿，一座神的存在聚焦於憐憫寶座的聖殿。所有這一切——血、聖殿、憐憫寶座、祝福、詛咒——都指向基督，並在他身上得到了應驗，他是上帝和人類之間唯一的中保。

如果我們不把自己看作是站在基督面前，藉助於他的血肉、通過他不斷的中保，我們就會找到其他東西來填補空缺，而這就包括那可糟糕透頂的“血與土”式排外運動（近代德國的種族意識形態之一——譯註）。但是，如果我們把自己看作是一座聖殿，是用血贖買來的、由聖靈建造的，我們就會把那種“利用”基督教來達到其他目標的需要釘在十字架上——不管是家庭價值觀、國家統一這樣的崇高目標，還是本土主義或暴力這樣的卑劣目標。我們不需要一個巴拉巴，或凱撒，或野獸來為我們戰鬥。我們需要一個為我們獻上的羔羊。沒有其他東西能使我們重新成為完整的人。除了耶穌的血，什麼都沒有。

羅素·莫爾（Russell Moore）是《今日基督教》的神學主席。

翻譯：吳京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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